01

基本案情

2016年4月20日，甲公司原股东方某某、夏某某、胡某某、马某某作为甲方，与作为乙方的A约定，将甲方持有的甲公司股权作价共计2468万元全部转让给A，双方约定了付款和股权过户相关事宜。A支付了部分款项后，同年7月8日，B公司股东变更为A（占股权80%）、方某某、夏某某、胡某某、马某某。后因A未能及时付款，双方又于同年9月20日补充约定延期利息等事项。

同年11月13日，A未征求其他股东意见，与C代表人郭某某签订《矿山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甲公司全部（80%）股权作价2675万元转让给C，C陆续向A支付转让款。2017年4月7日，马某某、胡某某代表原甲公司股东向A索要拖欠的股权转让款，得知C欠A款项，后马某某、胡某某、A与C代表人郭某某签订协议，约定A拖欠的950万元股权转让款分400万和550两次按期付清，付清后原四股东将余下的20%股份过户到A名下。郭某某作为A的担保人在协议上签字。截至2017年9月19日，A承诺收到C股款2475万元。C另向原告及马某某（胡某某账户）转账550万元。2017年11月，A将其在甲公司全部（80%）股权转让给C，并于11月8日办结股权变更登记。

方某某、夏某某、胡某某作为原告起诉，请求确认A、C二被告之间关于甲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确认二被告关于甲公司股权行为无效。确认原告有对A持有的甲公司80%股权在同等价格下有优先购买权。

本案的争议焦点：

1、A与C公司签订的《矿山股权转让协议》是否有效；

2、A与C公司股权转让行为是否有效，即C公司是否因善意取得甲公司80%股权。

02

裁判要点

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针对公司的股权主张享有优先购买权，并不导致相应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七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之规定并非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系选择适用和推定适用的任意性规范，退一步说，即便将其认定为强制性规范，该规定也属于强制性规定中的赋权性规定，而非禁止性规定，在违反法定规则与第三人签订转让合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权并未丧失，仍可以行使，这并不能说是已经侵犯了优先购买权而应当使合同归于无效。

其次，基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分，处分行为无效不影响负担行为的效力，股权转让合同并不必然导致股权变动。即使认定股权转让协议有效，也并不必然对优先购买权产生实质性侵害，股权转让的限制仅仅构成对股权物权性的限制，不会对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产生影响。

最后，优先购买权仅具有债权效力，而不是具有可以对抗第三人的物权效力，仅产生内部效力；而且即便是物权效力的优先购买权，也只具有外部效力从而影响出卖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但该外部效力并不影响出卖人与第三人间买卖合同的效力，仅对标的物所有权之变动产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