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论 | 有限责任公司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的效力认定与程序要件————

案号：(2020)最高法民申1191号

2016年，甄投中心与运货柜公司签订《增资协议》及《补充协议》，约定甄投中心向运货柜公司注资，若后者未能在约定期间内实现上市，则运货柜公司需回购甄投中心持有的股权，回购价格为投资本金加固定利息。后因运货柜公司未履行回购义务，甄投中心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运货柜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龙科支付股权回购款。

一审、二审法院认为：

1.法律适用错误：援引《公司法》第142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回购规则），认定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条款无效；

2.实际控制人责任欠缺依据：《补充协议》未明确龙科的回购义务，故不支持其责任承担。

甄投中心申请再审，主张原审法律适用错误，且龙科存在违约行为，应承担返还投资款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再审申请。

（一）《公司法》第142条是否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

再审申请人主张：第142条位于“股份有限公司”章节，仅约束股份公司，而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权无明确禁止性规定，原审法律适用错误。

被申请人抗辩隐含立场：资本维持原则系公司法基本原则，有限责任公司回购股权亦需遵循债权人保护规则。

核心法律依据：

《公司法》第35条（禁止抽逃出资）；

《公司法》第177条（减资程序规则）；

《九民会议纪要》第5条（对赌协议效力与履行分离原则）。

（二）对赌协议中股权回购条款的效力认定

再审申请人认为：

1.条款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无效情形；

2.司法实践已普遍认可对赌协议效力（如江苏高院(2019)苏民再62号案）。

原审法院认为：

1.固定收益条款脱离公司经营业绩，损害公司及债权人利益；

2.回购条款违反资本维持原则，构成抽逃出资。

（三）实际控制人责任是否成立？

再审申请人主张：龙科违反《增资协议》多项义务（如挪用资金、转移资产），应根据协议第9.2条、9.3条承担返还投资款责任。

法院认为：甄投中心一审仅主张股权回购款，未将“返还投资款”列为诉讼请求，超出审理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从以下三方面展开论证：

（一）法律适用的扩张解释：资本维持原则的统一性

尽管《公司法》第142条规范对象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其立法目的（防止资本不当流出、保护债权人）对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参照意义。《九民会议纪要》第5条明确，对赌协议履行需审查“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35条）及股份回购规则（第142条），实质是将资本维持原则作为统一审查标准。

（二）效力与履行的二分法：对赌协议的裁判逻辑

1.条款效力层面：

对赌协议不因目标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而当然无效；合同无效须符合《合同法》第52条情形（如恶意串通损害债权人利益），本案无证据证明存在此类情形。

2.履行可能性层面：

股权回购须通过减资程序实现，包括股东会决议、债权人通知等（《公司法》第177条）；甄投中心未提交运货柜公司已完成减资的证据，故回购主张不具备履行条件。

（三）诉讼请求范围的严格限定

甄投中心在一审、二审中仅主张“支付股权回购款”，而再审阶段新增“返还投资款”请求，二者法律关系不同（前者基于《补充协议》，后者基于《增资协议》违约责任）。根据“不告不理”原则，超出原审请求范围的主张不予审查。

（一）对赌协议的双重审查框架

1.合同效力审查：尊重意思自治，除非存在法定无效事由；

2.履行可能性审查：以减资程序完成为要件，避免架空资本维持原则。

（二）减资程序的实质化要求

本案重申：法院需主动审查减资程序的进展，而非推定其可完成。若投资者未推动或证明减资已启动，则回购主张将被驳回。

（三）诉讼策略的警示意义

投资者需在起诉时明确请求权基础，若主张实际控制人责任，应以协议明确约定为前提，并在诉讼请求中具体列明。

（一）法律适用争议的攻防策略

1.代理投资方的要点：

（1）区分公司类型：强调《公司法》第142条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回购条款效力应独立审查。

（2）援引《九民会议纪要》：引用第5条“效力与履行分离”原则，主张条款有效，但履行需以减资程序完成为条件。

（3）资本维持原则的灵活解释：通过审计报告、公司章程等证据，证明公司具备减资能力且未损害债权人利益。

2.代理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要点：

（1）扩张解释法律依据：主张《公司法》第35条（禁止抽逃出资）及第177条（减资程序）适用于所有公司类型，强调条款履行需符合法定程序。

（2）程序性抗辩：指出投资方未提供减资程序已完成的证据，直接主张回购属于“事实履行不能”。

·案例支撑：

（2019）苏民再62号案中，江苏高院明确“有限责任公司履行减资程序后回购股权不违反资本维持原则”，可作为投资方主张条款效力的依据。

（二）对赌协议效力与履行条件的论证

1.代理投资方的核心任务：

（1）条款合法性论证：

证明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合同法》第52条无效情形；援引公司章程中关于减资的议事规则，说明履行可能性。

（2）履行条件的证据准备：

推动公司启动减资程序（如股东会决议、债权人通知等），并在诉讼中提交相关进展证据；提供公司财务报表，证明其具备清偿能力。

2.代理目标公司的抗辩方向：

（1）履行障碍抗辩：指出减资程序需股东会多数决，若其他股东反对，则回购条款客观上无法履行。

（2）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风险：通过债务清单、债权人异议等证据，主张回购将导致公司资产不当流出。

·实务建议：

投资方应在协议中明确约定减资程序的时间节点及违约责任，避免履行争议；目标公司可提前在章程中设置回购限制条款，或通过股东协议约束投资方权利。

(2020)最高法民申1191号案通过对《公司法》第142条的扩张解释，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对赌协议审查的“资本维持+程序合规”双重要件，体现了司法实践在鼓励投资与保护债权人之间的平衡智慧。对投资者而言，需在缔约时合理设计回购条款，并在争议解决阶段充分准备减资程序证据，以避免“条款有效却无法履行”的困境。此案亦提示，商事交易中的意思自治须以法律程序为边界，资本市场的创新不能脱离公司法的基本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