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04刑初41号刑事判决（2022年3月25日）

二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浙刑终109号刑事裁定（2022年8月30日）

褚某形在2009年至2021年担任地方党政领导期间，为Y公司、S集团等企业在房地产项目审批、土地出让金补交等事项中提供帮助，与特定关系人胡某春共同实施三类受贿行为：

·未支付定金锁定房产转售

2018年至2019年，胡某春通过Y公司法定代表人钱某“销控”3套房产，未履行购房程序即转售，收取差价95.0855万元。该行为规避定金支付与合同备案，直接通过控制房源牟利。

·样板房差价套利

2020年12月，胡某春选定Y公司样板房后，委托他人以高于合同价100万元转售。Y公司跳过正常销售流程，直接与胡某春指定买家签约完成利益输送。

·写字楼预订权倒卖

2018年，褚某形向S集团关联公司施压，使胡某春获得未支付定金的写字楼预订资格，转售获利182万元。该交易完全脱离实际购房需求，本质为权力变现。

上述行为中，胡某春实施具体操作并向褚某形告知获利详情，褚某形均予以认可，形成稳定共谋关系。

一、房产交易中“财产性利益”的实质认定

争议核心：未实际支付对价、未办理过户登记的房产转售差价是否属于受贿财物？

反对观点认为，胡某春仅获得购房资格而非现实财物，且存在市场交易外观，应属商业机会。但法院通过三重实质审查否定了该主张：

·对价缺失性：胡某春未支付定金即锁定房源，与普通购房者需承担资金压力存在本质差异；

·风险零负担：涉案房产在限价政策下存在确定价差，无需承担市场波动风险；

·权力关联性：Y公司、S集团基于褚某形的职权让步利益，交易条件明显异常。

二、特定关系人参与受贿的共犯边界

争议核心：胡某春作为非公职人员，其行为是否独立于褚某形的职务行为？

从行为模式分析，二人构成紧密型共犯结构：

·意思联络持续性：三次受贿行为均存在“褚某形打招呼—胡某春操作—事后告知”的固定流程；

·利益分配直接性：胡某春收取差价后未进行二次分配，表明其行为系褚某形受贿的组成部分；

·职权依附性：企业之所以配合胡某春，根本原因在于褚某形对土地审批、政策执行等事项的实质控制权。

（一）穿透式审查原则的应用

法院摒弃形式主义审查路径，着重分析三项要素：

·交易背景的非市场化：涉案企业存在请托事项，且交易时间与褚某形职权行使高度重合；

·获利机制的寄生性：胡某春未投入资金、不承担风险，收益完全依附于权力干预；

·行为模式的隐蔽性：通过“销控”“预留”等名义掩盖权钱交易实质。

（二）财产性利益的“确定性”标准

司法解释虽将财产性利益纳入受贿范畴，但实践中需通过“可量化性”与“可实现性”双重标准进行限定：

·可量化性：涉案房产差价基于政府限价政策产生，具有明确计算基准；

·可实现性：Y公司、S集团已建立转售渠道，胡某春无需实际占有房产即可变现。

（三）特定关系人共犯的认定逻辑

根据《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第16条，“通谋”要件通过以下事实证成：

·事前共谋证据：褚某形多次主动向企业打招呼为胡某春铺路；

·事中行为配合：胡某春利用褚某形职权地位直接索取优惠；

·事后利益确认：赃款虽由胡某春收取，但褚某形知情并默许利益归属。

一、扩张解释下受贿对象的类型化

本案将受贿标的从传统财物延伸至三类新型财产性利益：

·政策套利型：利用限购、限价等政策形成的价差；

·权利凭证型：未物权化的房产预订资格、销售权；

·机会垄断型：通过权力排除其他竞争者的独家交易机会。

二、特定关系人参与受贿的打击策略

司法机关通过三项规则强化打击效能：

·推定明知规则：特定关系人长期多次收受利益，可直接推定其明知权钱交易性质；

·行为整体评价：将打招呼、获利、分赃视为连续行为，避免割裂评价；

·赃款流向补强：特定关系人控制赃款且未合理说明用途时，加重共犯证明力。

三、实质正义导向的裁判方法论

本案确立的“穿透式审查”包含三层递进分析：

·交易条件审查：比对同期市场交易价格与程序；

·职权关联度审查：分析请托事项与职务行为的对应性；

·利益闭合性审查：追踪资金流向与最终受益主体。

一、行为性质之辩：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

·特定关系人的主观明知与共谋证明

辩方角度：主张胡某春的行为系独立商业投资，与褚某形职务行为无直接关联。需证明胡某春对褚某形职权干预不知情，或双方未形成受贿合意。例如，强调胡某春与钱某的“炒房”提议源于市场机会，非基于权力交换。

控方应对：通过聊天记录、资金流向等证据，证明褚某形主动打招呼、胡某春事后告知获利细节等行为，形成持续意思联络，符合《贪污贿赂司法解释》第16条“通谋”要件。

·职务行为的直接关联性

辩方角度：质疑褚某形的职务便利与房产交易获利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Y公司、S集团未直接因褚某形的职务行为获得利益，或请托事项与房产交易无实质关联。

控方应对：结合褚某形在土地审批、政策执行中的具体职权，证明企业配合胡某春交易的动机系规避监管压力或获取政策倾斜。

二、财产性利益的司法认定争议

·“确定性利益”的合法性挑战

辩方角度：主张房产差价属于市场波动收益，非确定性利益。例如，限价政策下房价仍存在波动风险，胡某春需承担转售失败或价差缩水的风险。

控方应对：援引生效裁判中“风险零负担”标准，指出涉案房产因限价政策形成固定价差，企业直接锁定交易对象，胡某春无需承担市场风险。

·对价缺失的实质审查

辩方角度：强调胡某春未支付定金、未办理过户等行为符合商业惯例，不能直接等同于权钱交易。例如，“销控”操作在房地产行业普遍存在，不必然违法。

控方应对：通过交易流程比对，证明胡某春未履行正常购房程序，且企业为其量身定制交易条件，明显违背市场公平原则。

褚某形受贿案揭示了房产领域新型受贿行为的演化趋势。司法机关通过实质解释填补了法律漏洞，将“政策红利”等隐蔽利益纳入规制范围，并对特定关系人参与腐败形成有效震慑。该案裁判规则警示公职人员：任何试图通过市场交易外衣掩盖权钱交易本质的行为，均难以逃脱司法审查。未来，随着腐败手段的复杂化，穿透式审查与共犯理论将持续发挥制度威力，筑牢反腐败斗争的法治防线。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