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京刑终57号
2014年至2015年，蓝汛公司为向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出售“首鸣数据中心机房楼”项目，由时任法定代表人王松授意，陈静红提议通过中介公司转移资金行贿。具体操作中，蓝汛公司与徐长青实际控制的北京祥和七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彩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约定中介费为交易金额的10%（远超行业标准），其中部分资金用于向市供销社党委书记高某1行贿。陈静红通过七彩公司账户提取1600万元，分批次存入高某1指定的关联账户，后因高某1担忧案发，部分资金被退回。
2019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单位行贿罪判处蓝汛公司罚金400万元，王松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陈静红、徐长青分别获刑二年六个月、二年。被告单位及个人均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对单位及陈静红、徐长青的判决，但将王松的刑期减至二年六个月。
·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争议
被告单位主张其未直接参与行贿，中介费系正常商业支出。法院认为，根据《刑法》第393条，单位行贿罪的核心在于“为单位谋取不正当利益”及“经单位决策实施”。本案中，蓝汛公司通过虚增中介费掩盖行贿目的，且行贿所得利益（高价售楼）归单位所有，符合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
·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认定
陈静红、徐长青上诉主张其为从犯。法院指出，陈静红直接对接高某1并操作资金转移，徐长青提供中介公司账户配合洗钱，二人均主导关键环节，作用与王松相当，不成立从犯。
·量刑情节的适用边界
王松辩称其未直接实施行贿行为，且亲属代为退缴罚金。二审法院认为，王松作为决策者虽未直接接触受贿人，但其同意行贿方案，仍属主犯；但鉴于其退缴行为保障了罚金执行，且刑期过重，故酌情改判。
·单位行贿罪的主体与行为认定
法院依据《刑法》第39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强调单位犯罪的“整体意志性”。蓝汛公司通过内部决策将行贿成本转嫁至中介费，且行贿利益由单位享有，符合“为单位谋利”的本质。
·共同犯罪的责任划分逻辑
根据《刑法》第25条，共同犯罪需区分行为贡献度。王松作为法定代表人批准行贿方案，陈静红、徐长青分别负责行贿实施和资金转移，三人分工明确且缺一不可，故均认定为主犯。但王松未直接实施具体行贿，其作用略低于陈静红，成为二审改判的关键依据。
·退赃与认罪态度的量刑价值
徐长青退缴部分赃款、王松亲属代缴罚金，符合《刑法》第67条“如实供述”及《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积极退赃可从轻处罚”的规定。但陈静红虽主张退赃，因其资金未实际追回且检举线索未查实，法院未予采纳。
·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界分
本案明确了单位行贿的两大特征：利益归属单位、决策体现单位意志。若资金虽经第三方转移，但最终服务于单位利益，仍构成单位犯罪。
·中介机构的法律风险警示
七彩公司提供账户协助转移贿赂资金，虽非行贿主体，但其行为可能构成洗钱罪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需引以为戒。
·量刑精细化趋势的体现
二审对王松的改判反映了司法实践中对“决策者”与“实施者”责任的差异化评价，提示企业高管需谨慎对待商业决策中的合规风险。
一、单位行贿罪构成要件的抗辩
·否定“单位意志”的参与性
辩点：主张涉案行为未体现单位集体决策或法定代表人授权。本案中，蓝汛公司虽签订中介协议，但辩方可质疑行贿方案是否经公司内部正式程序（如股东会决议）批准，或仅是王松等人私下操作。
依据：《刑法》第393条要求单位行贿需以“单位名义”“为单位谋取利益”，若行贿资金未通过公司账户列支或未被财务记录明确反映，可主张行为与公司意志分离。
·利益归属的切割
辩点：强调行贿利益未归属于单位。例如，蓝汛公司出售项目的交易价格虽高于同类市场价，但若存在合理商业逻辑（如项目特殊性、长期租赁收益等），可主张“正当利益”属性，弱化“不正当性”。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对“不正当利益”的界定需结合实际交易背景。
二、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区分
·决策者与实施者的责任切割
辩点：主张王松作为法定代表人仅批准中介协议，未直接参与行贿实施。本案二审改判即基于此逻辑，强调王松未接触受贿人高某1，其作用低于直接操作资金转移的陈静红。
依据：《刑法》第26-27条对主从犯的划分标准，需结合具体行为参与度、是否为核心环节主导者。
·中介方的角色性质争议
辩点：徐长青作为七彩公司负责人，可能主张其仅为资金通道提供者，主观上缺乏行贿故意，或与蓝汛公司之间无明确共谋。例如，若协议未书面约定行贿比例，仅依赖口头沟通，则可质疑其明知程度。
风险：若中介方明知资金用于行贿仍提供账户，可能构成洗钱罪或单位行贿罪的共犯，需警惕罪名竞合问题。
三、证据链条的攻防策略
·质疑关键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辩点：高某1（受贿人）、陈静红等人证言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受办案压力影响。例如，高某1因自身涉案可能夸大蓝汛公司主动行贿情节，需结合客观书证（如合作协议、转账记录）验证其真实性。
·资金流向的完整性审查
辩点：涉案1600万元虽经七彩公司账户转移，但需核查蓝汛公司支付的中介费是否全部用于行贿。若有部分资金用于正常业务（如徐长青主张的税款、利润），则可主张行贿金额应扣除合理支出。
蓝汛欣润科技单位行贿案揭示了商业贿赂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法院通过严格的法律解释与量刑权衡，强化了“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刑事政策导向。此案亦为市场主体敲响警钟：合法经营与合规管理是规避刑事风险的根本路径，任何试图通过中介转移违法成本的行为，终将难逃法律制裁。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