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2021）京0106民初28142号
二审：（2022）京02民终12467号
北京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某公司”）成立于2008年5月23日，股东包括赵某、王某、孙某（三原告，合计持股28%）及刘某、盛某夫妻（两被告，合计持股54%）等。三原告起诉称：刘某、盛某作为控股股东长期操控公司，拒不召开股东会、不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且二人与公司财务混同，导致其他股东多年未获分红，故请求判令：
（1）北京某公司支付2008年6月1日至2020年7月19日分红款582.51万元；
（2）刘某、盛某承担连带责任；
（3）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未滥用股东权利，公司无侵犯盈余分配权的行为，且公司已停止经营，拟提起解散诉讼。
审理期间，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北京某公司盈余状况审计。但因公司未提交2008–2011年及2020年完整财务账册和原始凭证，鉴定机构仅能基于部分资料出具三类结论：
（1）房租收入无重复时，可分配盈余1177.31万元；
（2）房租收入完全重复时，可分配盈余760.57万元；
（3）房租收入部分重复时，盈余金额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鉴定机构明确表示，无法对数据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一审、二审法院均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公司是否存在确定的可分配利润？
《公司法》第166条规定，公司分配利润的前提是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的税后利润。本案中，因财务资料缺失，鉴定结论依据的数据不完整，尤其缺少企业所得税测算依据，导致可分配利润无法确定。
·控股股东是否滥用权利导致不分配利润？
中小股东需证明控股股东存在变相攫取利润、歧视性分配、过度提取公积金等滥用权利行为（《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5条）。原告仅主张控股股东“不召开股东会”，但未提供其滥用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直接证据。
（1）可分配利润的证明责任
原告作为主张分红的一方，需承担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的举证责任。但因北京某公司未妥善保管财务资料（违反《会计法》保管义务），导致鉴定意见无法反映真实盈余状况，原告未能完成举证责任。
（2）强制分配利润的法定条件
法院强调，强制盈余分配需同时满足两项条件：
公司具备实际可分配利润（税后且扣除法定公积金）；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导致利润分配受阻。本案中两项条件均未满足。
（3）举证责任分配的正当性
法院适用“谁主张，谁举证”原则，认为原告未证明刘某、盛某存在财务混同或滥用权利行为，故连带责任请求亦不成立。
（一）盈余分配请求权的行权路径
（1）具体利润分配请求权：公司已作出分配决议但拒不执行时，股东可直接主张给付。
（2）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公司未作出决议时，股东需证明存在可分配利润且控股股东滥用权利（《公司法司法解释（四）》第14–15条）。
（二）司法审查的严格边界
（1）财务资料的完备性是关键
公司若因财务混乱导致利润无法核算，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如负担鉴定费用），但股东不能据此直接推定利润存在。
（2）滥用股东权利的证明标准
需具体举证控制股东存在转移利润、关联交易、恶意不分红等行为，而非仅以“不召开股东会”推定侵权。
（三）中小股东的风险防范建议
（1）完善公司章程：明确利润分配周期、比例及决策机制；
（2）行使知情权：通过查阅会计账簿（《公司法》第33条）提前固定证据；
（3）及时主张权利：发现异常时通过股东会提案或诉讼主张权利，避免时效风险。
（一）突破“可分配利润”的举证困境
·诉前证据固定
（1）行使股东知情权：依据《公司法》第33条，书面请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含原始凭证），必要时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固定公司盈利证据。
（2）申请证据保全：若公司拒不提供账册，立即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防止财务资料灭失（如本案缺失2008–2011年账册）。
·审计鉴定的精细化操作
（1）明确审计范围：要求对关键期间（本案缺失的2008–2011年、2020年）进行推定审计，依据《会计法》第45条主张公司故意隐匿账册的责任。
（2）补充替代证据：收集银行流水、合同、纳税申报表等间接证明公司利润（如本案房租收入，可调取租赁合同佐证）。
（二）锁定“滥用股东权利”的关键行为
需围绕《公司法解释（四）》第15条列举情形举证：
·变相攫取利润：核查控股股东是否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利润（如以不合理价格向关联方出租房产）；调查控股股东及亲属是否领取高额薪酬或报销异常费用。
·歧视性待遇：对比历年分红记录，证明仅向控股股东或关联方分配利润；审查公司是否存在“变相分红”（如为控股股东提供无息借款）。
·恶意滥用决策权：收集控股股东拒绝召开股东会、否决分红提案的书面记录；证明长期（如超5年）不分配利润且公司持续盈利的异常性。
（三）连带责任的关键突破点
主张控股股东承担连带责任需证明：
·人格混同：公司资金转入股东个人账户（如房租收入直接支付至刘某/盛某账户）；股东个人费用由公司报销（如家庭消费计入公司成本）。
·滥用控制权损害公司利益：控股股东决策导致公司资产贬损（如低价处置资产）；挪用公司资金用于个人投资。
本案揭示了中小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实现的现实困境：在财务证据缺失且控股股东行为难以定性时，司法介入极为审慎。其深层启示在于，公司治理的规范化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基础。股东应通过章程设计、知情权行使提前布局，而立法或需进一步细化控股股东信义义务的认定标准，以平衡公司自治与司法救济的张力。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