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刑初25号刑事判决（2022年6月29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刑终54号刑事裁定（2022年10月27日）
2012年7月至2020年5月，被告人沈某龙先后担任铝某公司（国有公司）期货部操盘手、临时负责人、副主任及主任，负责期货交易策略制定与操盘。2014年2月至2020年5月，被告人郑某强担任期货部经理、高级经理及副总监，参与交易策略制定与操盘。
2015年7月起，二人合谋借用他人期货账户，在事先获知公司交易策略后，以个人账户提前在有利价位埋单，再以与公司报单价格相同或接近、时间衔接紧凑的方式，与公司账户进行低买高卖或高卖低买的相互交易。通过该操作，二人控制的账户获利3000余万元，赃款平分。
此外，沈某龙在郑某强不知情的情况下，以相同方式利用个人账户获利1000余万元。案发后，二人因贪污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行为是否构成贪污罪？
争议点在于：相互交易是否属于职务便利的滥用？是否造成国有财产损失？
辩方观点：交易行为在指令范围内，未直接侵吞公款。
控方观点：增设交易环节人为抬升公司成本，本质为变相侵吞。
·“相互交易”是否合法？
二人主张交易符合市场规则，但法院需判断其是否利用职务信息优势牟利。
·涉案账户亏损是否减轻责任？
部分交易亏损是否可抵消贪污定性？
法院从以下三方面论证贪污罪的成立：
（1）职务便利的滥用
沈某龙、郑某强作为期货交易负责人，掌握公司交易策略与操盘权。其利用职权提前埋单、操控交易时间与价格，使个人账户优先获利，属于典型的“利用职务便利”。
（2）增设交易环节的本质
法院指出，虽然交易在指令范围内，但增设相互交易环节导致公司建仓成本增加。例如：
公司被迫以更高价格买入或更低价格卖出；
控制账户的亏损系为牟利支出的犯罪成本，未实际降低公司损失。
（3）非法获利与国有财产损失的因果关系
二人控制的账户盈利完全依赖公司“托底”，造成公司损失4000余万元，符合贪污罪中“侵吞公共财物”的客观要件。
（1）贪污罪的扩张适用
本案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在期货交易中通过隐蔽手段侵吞公款，即使形式上符合交易规则，仍可构成贪污罪（《刑法》第382条、第383条）。
（2）裁判规则的核心
关键要素：是否利用职务便利、是否造成公共财产损失。
风险规避行为的定性：以“时间衔接”“价格接近”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不影响犯罪认定。
（3）企业风险防控启示
内控机制：国有企业需分离交易决策与执行权限，建立交易行为审查制度。
技术监控：引入大数据分析，实时监测异常交易行为（如账户关联性、交易同步性）。
法律培训：强化员工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明确合规边界。
一、主体身份辩护：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
·职责实质审查
辩护方向：核实被告人岗位职责是否属于“从事公务”。
关键点：是否具备国有资产管理职权（如交易策略制定是否需经上级审批）；岗位性质属于技术性操作还是管理决策（例如“操盘手”是否被授权独立处分国有资产）。
法律依据：《刑法》第93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
二、行为性质辩护：是否构成“利用职务便利”
·交易行为与职务关联性
辩护方向：主张交易策略属于市场通行操作，未超越公司授权范围。
关键点：公司是否明令禁止员工参与关联交易；“价格接近”“时间衔接”是否属于市场常态（需期货专家出具意见）。
·增设环节的非法性争议
辩护方向：否认“增设交易环节”必然导致侵吞后果。
关键点：分析交易数据，证明部分交易中公司因价格波动实际获益；辩方需提供反向证据（如公司未因交易受损的时段数据）。
三、因果关系辩护：损失与行为的关联性
·公司损失是否由被告人直接导致
辩护方向：主张损失源于市场风险，而非被告人操作。
关键点：对比同期市场波动幅度与公司损失幅度；引入第三方机构测算若无相互交易时的理论成本。
·涉案账户亏损的抵消作用
辩护方向：亏损部分应从贪污总额中扣除。
关键点：区分“为犯罪支出的成本”与“独立市场行为导致的亏损”；举证亏损交易未与公司交易关联（如独立建仓平仓记录）。
四、主观故意辩护：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牟利意图与犯罪故意的区分
辩护方向：主张行为属于违规套利，但无侵吞公款故意。
关键点：赃款是否用于个人挥霍或转移隐匿（若用于再投资或补仓，可辩称无侵占意图）；公司交易策略是否公开透明（如多人知悉策略，削弱“利用职务信息”的排他性）。
沈某龙、郑某强贪污案揭示了期货交易中职务犯罪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法院通过严谨的法律论证，明确了以“相互交易”掩盖侵吞公款行为的可罚性，为类似案件提供了裁判范本。此案警示国有企业：必须筑牢内控防线，切断权力寻租链条，确保国有财产安全。同时，法律从业者需深入理解新型职务犯罪形态，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