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2491号
本案系公司设立纠纷再审审查案件。黄恒平（已故）与钟武伸、卢善珍及一审第三人广州市位拉服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位拉公司”）约定共同设立公司，并签订《股东合作章程》。其中：
钟武伸出资51万元，持股51%，任拟设立公司董事长；
黄恒平出资49万元，持股49%；
卢善珍为位拉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代收款项。
后因公司未能设立，钟武伸起诉要求黄恒平、卢善珍返还出资款51万元及利息。黄恒平在二审期间病故，其法定继承人黄世锐等五人承继诉讼权利。广西高院二审判决支持钟武伸的诉请。黄世锐等五人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再审申请人的核心争议点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出资义务履行是否充分
黄世锐等五人主张黄恒平已出资33.5万元，但未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真实性。即便属实，黄恒平未按约定足额出资49万元，构成违约。此外，黄恒平已实际接收位拉公司价值65万余元的服装，但未证明钟武伸从中获益，反证其出资未用于公司设立。
（二）出资款用途改变的责任主体
再审申请人认为钟武伸出资款被卢善珍单独控制，黄恒平未参与共谋。但法院查明黄恒平签收服装的行为表明其实际参与款项用途变更，且钟武伸的出资款已转化为服装货款，用途实质偏离公司章程约定。
（三）公司清算是否必要
再审申请人主张公司未设立需先清算再返还出资。但本案中：
（1）公司未实际设立，无独立法人财产；
（2）各方未主张对外债务纠纷；
（3）无证据证明存在需清算的剩余资产。
最高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核心理由如下：
（一）出资义务的法定性与契约严守
《公司法》规定发起人需按约履行出资义务。黄恒平未足额出资，构成根本违约。即便其部分出资，因未达到约定数额，无权要求其他发起人承担责任。
（二）出资款用途变更的法律后果
钟武伸的出资款被用于支付黄恒平所收服装货款，实质改变用途，违反《股东合作章程》约定。黄恒平的实际行为表明其知情且参与，故需承担返还责任。
（三）公司未设立的责任分配规则
依据《民法典》第566条，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时，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请求返还财产。本案中：公司未设立；合作期限已过；钟武伸作为守约方，其出资未被用于共同目的。
因此，返还出资款具有正当性。
（四）清算程序的适用边界
《公司法》规定的清算程序以公司成立为前提。本案公司未设立，且无证据表明存在对外债务或剩余资产，强制清算无法律依据。
本案裁判明确了以下规则，对类似纠纷具有指导意义：
（一）发起人出资义务的刚性要求
发起人未足额出资即丧失主张权利的基础。裁判强调“契约严守”，即便部分履行，不足部分仍构成违约。
（二）出资款用途的监管责任
发起人擅自改变出资用途需承担返还责任。若款项被实际控制人挪用，其他知情发起人可能构成共同侵权。
（三）公司未设立的清算例外
公司未设立时，返还出资无需以清算为前提。但若存在对外债务，债权人可另案主张权利。
（四）再审审查的证据标准
再审申请人提交的证据需符合“新证据”标准（原审未能提交的客观原因），且与案件具有直接关联性。本案中证据因缺乏关联性被驳回。
（一）出资义务履行的抗辩策略
·证明部分出资事实
重点收集银行流水、收据等直接证据，证明黄恒平已出资33.5万元（如原审提交的记账表需补强为银行凭证）。
法律依据：结合《公司法》第28条，主张部分履行可减轻责任，非根本违约。
·切割款项用途变更责任
举证卢善珍单独控制账户（如委托书、银行授权记录），证明黄恒平未参与挪用；强调钟武伸作为控股股东和董事长，对资金流向负有监管义务，其放任视为默许（《民法典》第168条表见代理规则）。
（二）清算必要性的程序主张
主张清算前置： 援引《公司法解释（二）》第1条，主张公司设立失败后，发起人应对筹备期债权债务清算。
举证剩余资产：提供账户余额证明（如原审证据3中账户剩余53.95万元），说明未经清算直接返还将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
（三）责任分摊的攻防设计
过错对比： 举证钟武伸未及时监督资金使用（如未查阅账目）、未积极促成公司设立，存在共同过错（《民法典》第592条过失相抵）。
执行对象转移： 锁定卢善珍为实际资金控制方，要求追加其为共同债务人（原审判决已认定其代收责任）。
本案通过严格审查出资义务履行、用途变更及清算必要性，重申了发起人责任的法律边界。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表明：公司设立过程中，发起人需严守契约，足额出资并确保款项用途符合约定；否则，守约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返还出资。
这一规则既保障了商事主体的诚信义务，也为类似纠纷提供了清晰的裁判指引，彰显了司法对市场秩序的维护功能。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