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2018）京01刑更41号
王建军，男，1954年3月14日出生，北京市人。2013年12月2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以（2013）石刑初字第294号刑事判决认定其犯单位受贿罪（有期徒刑一年）、受贿罪（有期徒刑十一年）、贪污罪（有期徒刑一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王建军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3月10日作出（2014）一中刑终字第51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服刑期间表现
1.改造态度积极：认罪服法，遵守监规，服从管理。
2.多次获得奖励：2016年4月获“监狱改造积极分子”；2017年2月获“监狱表扬”；2017年6月经审批，前述奖励折算为3次表扬；2017年10月再次获“监狱表扬”。
2018年1月23日，执行机关北京市延庆监狱提出减刑建议，认为王建军符合减刑条件，建议减刑不超过七个月。北京市团河地区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可减刑程序合法、证据充分，同意减刑建议。
·职务犯罪罪犯减刑的从严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职务犯罪等特定类型罪犯的减刑需“从严掌握”。王建军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属职务犯罪范畴，其减刑幅度是否应受严格限制？
·“确有悔改表现”的认定标准
《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减刑需满足“确有悔改表现”。本案中，王建军的多次奖励是否足以证明其真诚悔罪？如何区分形式化奖励与实质性改造？
·减刑程序的合法性与公正性
减刑建议需经公示、合议庭审理、检察机关监督等程序。本案中，监狱提交的证据（如改造总结、证人证言、奖励记录）是否真实有效？程序是否公开透明？
法院在裁定中着重强调以下几点：
1.改造表现的实质审查
法院确认王建军的改造表现符合减刑条件，依据包括：其当庭陈述及书面改造总结；证人证言（冯英宝、陈晓满）；监狱出具的改造表现材料、计分考核表、奖励记录等。
上述证据形成完整链条，证明其“认罪悔罪、接受教育改造”的实质性进步。
2.职务犯罪减刑的从严适用
法院援引《规定》第二条、第六条、第七条，明确王建军作为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幅度需从严把握。尽管其表现良好，法院仍将减刑幅度限制在七个月（未突破建议上限），体现了对职务犯罪减刑的审慎态度。
3.程序合法性审查
减刑建议经公示、合议庭公开审理，检察机关全程监督并发表意见，程序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确保公正透明。
1.减刑制度的激励与约束双重功能
本案中，监狱通过计分奖励机制激励罪犯改造，而法院通过从严把控减刑幅度约束职务犯罪，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2.职务犯罪减刑的裁判规则
《规定》第六条明确：“对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应当从严掌握。”未来类似案件中，法院需重点审查：罪犯是否退赃、退赔；是否真心悔罪；奖励是否基于实质性改造而非形式化表现。
3.证据链的完整性要求
减刑案件的证据需涵盖书面材料（改造总结、考核表）、证人证言及程序文书（奖励审批表、评议表）。缺失任一环节均可能影响减刑裁定。
（一）“确有悔改表现”的证明体系构建
书面证据：要求监狱提供完整的《计分考核表》《奖励审批表》《改造总结》等原始材料，核实奖励次数与等级（如本案中“3次表扬”的折算依据）。
言词证据：争取管教民警、同监室人员证言，证明服从管理、劳动学习积极性（如本案证人冯英宝、陈晓满证言）。
退赃退赔：对职务犯罪必须核查赃款退缴情况，这是认定“悔罪”的核心要素（本案未提及，但实务中属关键证据）。
（二）突破“职务犯罪减刑从严”的限制
量化改造成果：将奖励转化为法定减刑幅度依据（如《减刑假释规定》明确“1个表扬可减刑≤3个月”），论证累计奖励应对应的减刑区间。
对比同类案例：提交类似刑期、奖励等级的减刑裁定，证明本案减刑幅度（7个月）未突破合理范围。
强调特殊情节：如年老体弱（本案罪犯时年63岁）、疾病等，援引《规定》第二十条“可从宽掌握”的例外情形。
（三）程序合法性审查
公示程序：核实减刑建议是否依法公示且无异议（如本案法院“依法予以公示”）。
检察监督：确保检察机关全程参与（如本案检察官出庭并发表意见）。
证据链完整性：异议证据排除（如计分考核记录矛盾、奖励审批程序瑕疵）。
王建军减刑案是职务犯罪罪犯改造表现的典型范例。法院在肯定其积极改造的同时，严格遵循法律对职务犯罪减刑的“从严”原则，平衡了刑罚的惩戒功能与改造的激励作用。此案启示我们：
1.法律适用需“因人而异”：对职务犯罪等特殊群体，减刑应更重实质而非形式；
.惩罚：减刑制度的核心在于引导罪犯回归社会，实现司法正义的最终目标。
本案的裁判逻辑与规则适用，为同类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彰显了中国法治的严谨性与人文关怀。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