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粤07刑初61号刑事判决（2020年8月24日）
二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粤刑终1155号刑事裁定（2021年2月3日）
2004年至2017年间，吕某光（吴某梅丈夫）与深圳市原副市长吕某锋（国家工作人员）通谋，以虚假购买方式收受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杨某义贿送的写字楼、住宅等17套物业（价值人民币4525万余元、港币1450万元）。为避免吕某锋直接持有赃物，双方商定将物业登记在吕某光亲属（包括吴某梅及其胞弟）名下。吴某梅在明知上述物业系贿赂赃物的情况下，协助办理产权登记、持有及管理物业，并将部分写字楼出租或出售，租金及收益由吕某锋、吕某光、吴某梅三人共同支配，用于理财、购房购车等。
公诉机关指控吴某梅构成受贿罪。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其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检察机关抗诉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吴某梅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吴某梅的行为应定性为受贿罪的共犯，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行为性质争议
控方主张：吴某梅明知赃物来源，仍协助转移、管理并分享收益，属于受贿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
辩方主张：吴某梅未直接参与权钱交易，仅为事后转移赃物，应定性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通谋”时间点的认定
吴某梅是否在受贿行为实施过程中（即“事中”）已参与通谋？其多次协助转移物业并管理收益的行为，是否表明其主观上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的核心逻辑如下：
1.“事中通谋”的成立
吴某梅自2004年首次协助转移物业产权时，即已知晓赃物性质及受贿意图，后续又三次协助转移不动产至亲属名下，表明其与吕某锋、吕某光形成了长期、稳定的通谋关系。
其行为贯穿受贿的全过程：事前明知→事中协助转移→事后管理收益，符合共同犯罪的连续性特征。
2.非国家工作人员共犯的认定依据
根据《刑法》第25条及受贿罪共犯理论，非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他人受贿仍提供帮助，并共享利益的，应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吴某梅实际控制赃物（登记其名下）、出租出售物业、支配收益的行为，远超“事后掩饰”范畴，实质参与了受贿的核心环节。
3.罪责区分：主犯与从犯
吴某梅受丈夫吕某光指使参与犯罪，起次要、辅助作用，依法认定为从犯，予以减轻处罚。
其退赃1762万余元、预缴罚金等情节，亦作为量刑从轻依据。
本案明确了以下裁判规则：
1.共同受贿的“通谋”标准
时间要素：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受贿行为实施中（非事后）参与通谋并协助转移、管理赃物的，构成受贿共犯。
行为要素：多次、长期以相同手段帮助转移赃物并管理收益，足以推定主观故意。
2.罪名界分的关键
受贿罪vs.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若行为贯穿受贿过程（通谋→转移→收益共享），定受贿罪；
若仅事后帮助隐匿、处分赃物，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3.涉案财物处理原则
用受贿所得收益购买的房产、车辆等，一律认定为犯罪所得收益，依法没收（如本案没收宝马、奔驰轿车及多套房产）。
退赃退赔可作为量刑情节，但不影响财物性质的认定。
1. 切断“通谋”的连续性
策略方向：主张行为属于“事后帮助”而非“事中通谋”
证据支撑：强调吴某梅首次办理产权登记时未参与前期通谋（如无书面协议、通讯记录显示其事前不知情）；后续管理行为（出租、理财）与受贿核心环节（权钱交易）脱钩，系受贿既遂后独立发生。
法律依据： 《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罪）以“事后明知”为要件，若未共同谋划受贿本身，则不应升格为受贿共犯。
2. 否定“共同占有”的主观故意
策略方向：辩称收益支配权归属主犯，吴某梅仅为工具人
举证重点：资金流向证明租金/售房款实际由吕某锋、吕某光控制（如收款账户非吴某梅名下）；
吴某梅购房购车等消费系受丈夫指令操作，无自主处分权。
3. 量刑辩护：从犯情节的深度挖掘
策略方向：强化“次要辅助作用”的认定
关键点：吴某梅行为完全依附于吕某光指使（如仅负责签字、跑腿）；未直接介入谋利事项（土地审批、工程承揽等权钱交易核心）。
量刑依据： 《刑法》第27条（从犯应减轻处罚），结合退赃1762万元、预缴罚金等情节，争取刑期低于改判的4年6个月。
吴某梅案揭示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受贿共同犯罪中的责任边界。其改判的核心在于法院精准把握了“事中通谋”与“事后掩饰”的本质区别：前者是受贿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仅是犯罪既遂后的衍生行为。这一裁判规则对类似案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强调了对腐败链条中“白手套”角色的严厉打击，也警示公众：任何协助转移、管理贿赂赃物并共享利益的行为，均可能构成受贿共犯，面临严厉刑罚。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而适用的核心在于逻辑与价值的统一。本案通过严密的法律论证，彰显了刑法对腐败犯罪“零容忍”的立场，也为非国家工作人员参与共同犯罪的定性提供了清晰标尺。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