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1）沪02刑初25号刑事判决（2022年6月29日）
二审：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22）沪刑终54号刑事裁定（2022年10月27日）
2012年至2020年，被告人沈某龙担任铝某公司（国有公司）期货部操盘手、副主任及主任，负责日常经营及交易策略制定。被告人郑某强同期任期货部经理、副总监，参与交易决策与操盘。
2015年7月至2020年5月，二人合谋借用多个私人期货账户，利用职务便利提前获取公司交易策略。在铝某公司下单前，二人以个人账户在有利价位埋单，再通过“报单时间衔接”“价格趋同”“大单覆盖”等方式，与公司账户进行反向交易（低买高卖或高卖低买），非法获利3000余万元并平分。
其间，沈某龙单独以类似手段获利1000余万元。案发后，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沈某龙有期徒刑十三年、罚金四百万元；郑某强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一百万元。
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
·行为定性：利用职务便利增设相互交易环节牟利，是否构成贪污罪？
·因果关系：个人账户的盈利是否必然来源于公司损失？
·犯罪成本：涉案账户的部分亏损是否影响贪污罪的成立？
焦点集中于“增设交易环节”的性质。被告人辩称其行为在决策范围内，属于市场操作。但法院需厘清该环节是否属于职务滥用导致的利益输送。
法院从以下三方面论证贪污罪成立：
1.职务便利的滥用
沈某龙、郑某强作为国有公司管理人员，直接参与交易策略制定与操盘，其行为具备职务关联性。二人借用账户提前埋单并反向操作，本质是利用信息优势与决策权，将公司利益转移至个人账户。
2.交易成本的非法转嫁
法院指出，相互交易环节导致公司建仓成本显著增加：公司被迫以更高价买入或更低价格卖出合约；个人账户盈利依赖公司“托底”，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个人账户的亏损系其为牟利承担的必要犯罪成本，不影响贪污定性。
3.贪污罪构成要件的契合性
根据《刑法》第382条，贪污罪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共财物”。本案中，二人通过增设交易环节将国有财产转移至个人账户，完全符合该要件。
1.期货交易中职务犯罪的认定边界
本案确立核心规则：国有公司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在交易中增设环节谋私，即使形式上符合决策流程，仍构成贪污罪。关键在于行为是否导致公共财产非法转移。
2.“交易亏损”不阻却犯罪成立
法院明确：犯罪过程中部分亏损属于犯罪成本，不影响整体行为的违法性。裁判逻辑强调结果导向——只要行为实质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即构成贪污。
3.期货监管漏洞的警示
本案暴露国有企业在期货交易中的内控缺陷：未隔离策略制定与执行权限；缺乏对关联账户的监控机制；对异常交易反应滞后。
未来需通过技术手段（如算法监测高频关联交易）与制度设计（如分权制衡）防范类似犯罪。
一、主体身份与职务便利的辩护
·岗位权限边界
若被告人仅参与策略讨论但无最终决策权（如郑某强），可主张其不具备完全控制交易的能力；审查公司制度是否明确禁止员工参与期货交易，若无明文规定，可质疑“利用职务便利”的必然性。
·信息性质
区分“内幕信息”与“公开市场信息”：若交易策略基于公开行情制定，可主张信息非职务独享。
二、行为性质与因果关系的对抗
·交易独立性论证
通过期货交易数据对比，证明个人账户盈利源于市场判断（如价格波动、时机选择），非完全依赖公司交易；引用“涉案账户部分亏损”的事实，说明公司损失可能与市场风险相关，非全部归因于被告行为。
·损失量化质疑
要求公诉方提供精准的损失计算模型，审查其是否扣除市场波动等正常风险因素；主张公司“建仓成本增加”系多因素导致（如流动性不足、行情突变），非单纯因相互交易。
三、主观故意的证明与反驳
·牟利目的与侵占故意的区分
强调被告人可能仅追求“套利机会”（如跨市场价差），无侵吞公款的主观意图；若赃款用于再投资或公司应急周转，可主张无非法占有目的。
·操作合规性抗辩
审查公司是否默许员工交易（如历史中有类似操作未追责），证明被告人误认行为合规。
沈某龙、郑某强贪污案揭示了期货交易领域职务犯罪的隐蔽性与危害性。法院通过严谨论证“增设交易环节”的非法本质，明确职务便利滥用的刑法定性，为同类案件提供了关键裁判规则。此案警示国有企业亟需完善内控机制，强化交易监督，从源头遏制权力寻租空间，筑牢国有资产保护防线。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