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2018）京刑终80号
2010年至2015年，唐德岭作为汇泽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使其公司产品在中石油下属企业销售中获得竞争优势，通过贿赂中石油高管方某及其亲属，共计给予财物折合人民币209万余元。此外，2009年至2011年，唐德岭伙同高校科研项目负责人王某等人，通过虚报劳务费、交通费等方式骗取科研经费314万余元，唐德岭分得56万元。
唐德岭到案后主动交代单位行贿事实，并提供他人职务犯罪线索，该线索侦破的案件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法院以单位行贿罪判处汇泽公司罚金50万元，以贪污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唐德岭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0万元。唐德岭上诉主张其系贪污罪从犯且构成重大立功，请求减轻处罚，二审法院驳回上诉。
1.单位行贿罪中“自首”的认定标准
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单位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主动交代单位犯罪事实的，可认定为单位自首。本案中，唐德岭作为汇泽公司法定代表人，到案后如实供述侦查机关未掌握的单位行贿事实，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故法院认定其个人及单位均构成自首。
2.共同贪污中主从犯的区分
唐德岭主张其系从犯，但法院依据在案证据认定其参与策划贪污方案、分配赃款并实际保管资金，作用积极且关键。根据《刑法》第二十六条，组织、领导犯罪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系主犯。本案中，唐德岭的行为直接导致公共财物损失，不符合从犯“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构成要件。
3.立功与重大立功的界限
唐德岭提供的线索侦破的案件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重大立功需以“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省级以上重大影响”为标准。本案线索仅达一般立功标准，故一审从轻处罚已属适当。
1.单位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与量刑
法院认定汇泽公司及唐德岭构成单位行贿罪的核心在于：
主观要件：为谋取不正当利益（销售竞争优势）；
客观行为：通过国家工作人员亲属间接行贿，金额达209万余元；
主体适格：唐德岭系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量刑上，结合自首情节（《刑法》第六十七条）及全部退赃，法院对单位判处罚金、对个人从轻处罚，体现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2.贪污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共犯认定
唐德岭虽非国家工作人员，但其与王某（课题负责人）共谋，利用王某管理科研经费的职务便利虚报支出，符合《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法院强调，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骗取公共财物的，应以贪污罪共犯论处。
3.数罪并罚与量刑平衡
唐德岭犯两罪，根据《刑法》第六十九条实行并罚。法院在十年有期徒刑的基准刑上，综合考虑坦白、立功、退赃等情节，维持一审量刑，避免了重复评价或遗漏从宽情节。
1.单位犯罪的追责路径：单位自首的认定需以直接责任人员如实供述为前提，且单位与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相互独立。
2.共同犯罪的主从区分：司法实践中，参与核心环节、分赃较多的行为人通常被认定为主犯，单纯提供帮助者方可能认定为从犯。
3.立功情节的严格认定：立功的减轻处罚需以“重大”为前提，司法机关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标准把握严格，避免量刑失衡。
1. 主观要件抗辩：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若行贿目的系为获取合法利益（如正常业务审批），或未明确指向具体不正当利益，可主张不构成单位行贿罪。
举证策略：提供交易合同、行业惯例等证据，证明涉案行为属市场正常竞争范畴。
2. 行为性质争议：间接行贿的认定
本案中，唐德岭通过国家工作人员亲属行贿，法院仍认定其行为与职务便利直接关联。
辩护空间：若资金往来存在合法事由（如借款、投资），需通过银行流水、书面协议等否定行贿故意。
3. 主从犯的实质性区分
从犯主张依据：
参与程度：是否仅执行次要任务（如提供账户、传递信息）；
赃款分配：分赃比例是否显著低于主犯；
犯意发起：是否由他人主导策划。
本案教训：唐德岭因参与赃款分配方案制定及资金保管，被认定为主犯。律师需重点审查客户在犯罪链中的实际作用。
4.“利用职务便利”的共犯限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贪污共犯，需以明知并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便利为前提。
辩护方向：若当事人仅与普通职员合作，未利用其公务职权，可主张不构成贪污罪（可能定性为诈骗罪）。
（2018）京刑终80号案通过严谨的证据分析和法律适用，明确了单位行贿与贪污共犯的司法认定规则。其裁判要旨对类似案件中自首、立功的认定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提示市场主体应严守法律底线，避免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该案对规范科研经费管理、打击商业贿赂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