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京01民终858号
2017年5月，王乐毅、曹可、绿野公司、康普公司签订《发起人协议》，约定共同设立“房车露营（北京）旅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下称“目标公司”），注册资本300万元。其中康普公司出资6万元（占股15%），款项汇入绿野公司账户。
设立过程中，因“房车露营”名称未核准，各方协商后以“大运星空（北京）旅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大运星空公司”）名称注册。但2017年7月大运星空公司成立时，登记股东仅为曹可（持股20%）与绿野公司（持股80%），康普公司未获登记为目标公司股东。康普公司遂起诉要求曹可、绿野公司连带返还出资款6万元。
（一）案由定性分歧：发起人责任抑或合同责任？
上诉人（绿野公司、曹可）主张：本案应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发起人责任纠纷”，但该条以公司设立失败为前提，而大运星空公司已成功设立；房车露营公司未设立系因名称核准障碍，无发起人过错。
被上诉人（康普公司）抗辩：发起人协议目的在于共同设立公司并登记为股东，大运星空公司虽成立但排除了康普公司股东资格，实质等同于协议项下的公司“未成立”。
法律辨析：《公司法解释三》第4条规制的是公司未设立时发起人对外的连带责任，而本案核心是发起人内部履约行为是否符合协议约定。若仅因公司名称变更但未依约登记股东身份，争议性质应回归协议本身的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07条），与公司是否设立无必然关联。
（二）责任承担基础：是否存在履约瑕疵？
上诉人主张：
1.多公司并行设立论：大运星空公司与房车露营公司分属不同业务板块，康普公司款项已用于房车项目运营；
2.默认放弃股东身份论：康普公司知晓大运星空公司注册但未异议，视为放弃股东资格。
法院查明关键事实：微信群记录显示，各方始终以“房车露营公司”或“大运星空公司”作为同一目标公司的名称备选；《发起人协议》未约定设立多个公司；康普公司出资汇入共同指定账户，但未被登记为股东；上诉人未能举证康普公司明示放弃股东身份。
（一）案由纠偏：基础法律关系优先原则
二审法院指出，一审将案由定为“发起人责任纠纷”存在瑕疵：“本案康普公司依据发起人协议的约定，主张绿野公司及曹可未将其登记为大运星空公司股东的违约责任，故应以各方基础法律关系为依据，将案由确定为合同纠纷。”
启示：案由选择应穿透表面特征，识别争议的实质权利基础（本案为合同债权请求权）。
（二）违约构成的“双重背离”
法院认定曹可、绿野公司构成根本违约：
1.主体背离：协议约定康普公司为股东，但大运星空公司登记的股东仅为曹可和绿野公司；
2.资本结构背离：协议注册资本300万元→实际注册资本100万元；协议持股比例（康普公司15%）→实际未登记持股。
核心逻辑：合同目的（成为特定公司股东）因相对方行为无法实现，出资方有权解除合同并主张返还财产（《合同法》第94条、第97条）。
（一）股东登记排除的违约认定标准
法院隐含确立以下规则：若发起人完成公司注册但排除协议方股东身份，除非证明其明示同意，否则视为合同目的落空，违约方需返还出资。
（二）出资返还的清算义务例外
《公司法解释三》第4条要求公司未成立时发起人分担债务，但本案支持直接返还出资，理由在于：出资款未被用于公司设立费用，而是由违约方控制使用；守约方未获得股权对价，返还出资符合公平原则。
（一）精准锁定案由与请求权基础
1.排除“发起人责任纠纷”误用
强调争议本质系发起人内部履约问题，非公司设立失败对外的连带责任（《公司法解释三》第4条适用前提不符）；主张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第577条违约责任条款，而非公司法组织法规则。
2.构建“合同目的落空”逻辑链
证明目标公司虽设立（如大运星空公司），但实质背离协议约定（股东身份排除、注册资本缩减、持股比例未兑现）；发起人协议中关于公司主体、股权结构的明确约定 vs 工商登记信息的矛盾性证据。
（二）违约行为与因果关系的证明
1.锁定根本违约行为
收集发起人未将出资方登记为股东的直接证据（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档案）；证明对方单方控制资金与公司设立程序（如指定账户收款、经办注册手续）。
2.推翻“默示同意”抗辩
举证出资方持续主张股东权利（如微信群要求登记股东、参与经营决策的记录）；指出知情公司设立 ≠ 同意放弃股东身份（参见该案二审判决书第10页）。
（三）出资返还的可行性论证
1.资金未转化为公司财产
追踪出资款流向：证明款项置于违约方控制账户（如绿野公司账户），未用于目标公司设立费用；
会计凭证与银行流水：显示资金被挪用至违约方关联项目（如房车营地运营）。
2.否定“风险共担”抗辩
援引该案规则：公司成功设立但排除股东身份时，出资返还属违约责任，不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4条的分摊规则。
本案通过合同法规制发起人内部关系，揭示了商事组织法与债权法的互动逻辑：当公司设立过程出现“形存实亡”（公司虽成立但背离协议主体结构），守约方的救济路径需回归契约本质。裁判确立的“基础法律关系优先”原则，为类案处理提供了清晰框架——公司法的特别规则未覆盖之时，合同法的普适性条款仍是定分止争的终极依托。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