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8）京02民终8141号民事判决书
2014年9月19日，陈时良、刘大玮、李成才签订《股权比例认购协议书》（下称《认购协议》），约定三方为“拟成立公司全体股东”，陈时良认购25%股权并支付160万元至指定账户。同日签署的《睿合公司章程》载明三方“共同设立睿合公司”，但附录一条款明确“出资人对投资前公司债务不负连带责任”。
后陈时良主张该协议系新设公司出资协议，因刘大玮未设立新公司，反而将款项用于其2011年设立的睿合公司经营，故诉请解除协议、返还出资及利息。刘大玮抗辩称协议实质是睿合公司股权转让，且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一）合同性质认定的核心矛盾
1.形式要件与实质目的冲突
陈时良主张：协议标题及正文中“拟设立公司”“共同设立”等表述符合新设公司特征。
刘大玮主张：协议实际履行方式（款项用于既有公司）、公司章程附录的“投资前债务免责”条款及工商登记行为，均指向股权转让实质。
2.法律定性分歧的法律后果
若属新设公司协议：发起人未完成公司设立，出资人有权要求返还出资（《公司法解释三》第4条）。
若属股权转让协议：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受让人无权以合同目的落空主张解除（《民法典》第563条）。
（二）出资款项性质的认定
陈时良强调160万元应专用于新设公司，刘大玮擅自用于既有公司经营构成根本违约。刘大玮则主张该款项系股权转让对价，其使用符合商业逻辑。
二审法院从意思表示解释规则与商事外观主义出发，构建三重论证逻辑：
（一）合同目的解释优先于文义解释
1.关键条款的矛盾揭示
《认购协议》中“拟设立公司”的表述与《公司章程》附录一“投资前债务免责”条款存在逻辑冲突——后者隐含承认公司已存续的事实。
2.交易背景的补强作用
签约前“爱洗车APP”推广信息中已标注睿合公司名称，且该公司2011年已设立，否定了“新设”的客观基础。
（二）实际履行行为对合同性质的固化
1.股权变更登记的完成
工商档案显示：2014年10月9日睿合公司完成股东变更登记，陈时良被登记为持股25%的股东。
法律意义：登记行为使股权变动产生公示效力，陈时良已具备股东身份外观（《公司法》第32条）。
2.出资人配合行为的推定效力
陈时良向刘大玮提供身份证原件用于工商变更，虽主张对签字不知情，但该行为客观上构成对股权转让的默示同意。
（三）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边界
法院指出，即便协议名称存在误导，但股权转让的核心目的（使陈时良成为股东）已实现，故不存在“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法定解除事由（《民法典》第563条）。
（一）商事合同性质认定的“穿透式”审查标准
本案确立的“名实不符时的综合认定规则”要求法院：拒绝机械依赖协议名称或孤立条款；重点审查合同履行行为、交易背景及当事人事后行为；运用体系解释消除合同内在矛盾。
（二）风险防范建议
1.合同条款的严谨性
避免在既有公司股权转让文件中使用“设立”“新设”等易混淆表述，配套文件（如章程）应与主合同性质一致。
2.履行证据的完整性
股权受让方应监督变更登记程序，拒绝提供证件原件代签；款项支付须注明“股权转让款”性质。
3.工商登记的及时性
未完成变更登记的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人仅享有债权请求权，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九民纪要》第8条）。
（一）锁定合同性质争议
1.文义解释优先原则
重点援引协议中“拟设立公司”“共同设立”等表述，主张符合《公司法解释三》第1条发起人协议特征。对比股权转让合同必备条款（转让方/受让方、标的股权、对价支付），指出案涉协议缺失核心要素。 证据支撑：协议原件、公司章程中设立公司的文字记载。
2.否定股权转让合意
质疑工商变更登记的合法性：强调股东会决议签字系代签且未经追认（本案中陈时良称不知情），主张变更登记程序无效。
资金流向异常论证：指出款项转入个人账户（刘大玮、冯华倩账户）而非公司账户，不符合股权转让交易惯例。 证据支撑：银行流水、工商档案中代签文件、证人证言。
（二）合同解除权的法律依据
1.根本违约的认定
主张被告将出资款用于既有公司经营（非新设公司），违反《认购协议》第2条“专项用于公司设立”的约定。引用《民法典》第563条第（四）项，证明合同目的（设立新公司）落空。
2.解除权行使期限抗辩
计算知道权利受损的时间节点（如发现资金挪用日），证明未超除斥期间（《民法典》第564条）。
（三）审计报告的质证技术
程序性质疑：指出审计机构未附资质证明、签章涂改等程序瑕疵，主张不得作为定案依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87条）。
实质性质疑：通过反向举证（如工资发放时间早于出资时间）揭露审计结论矛盾，否定证明力。
本案通过“形式与实质”的双重视角，揭示了商事合同纠纷中意思表示解释的复杂性。其核心启示在于：当合同条款存在歧义时，法律更倾向于保护基于实际履行形成的稳定商事秩序，而非单纯依赖文本表述。市场主体需以“理性商人标准”预判行为后果，在缔约阶段即将真实意图精准转化为无歧义的条款设计，方能避免陷入“名实之争”的法律困境。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