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号：（2018）最高法刑再1号
本案再审被告人许建（曾用名徐建），1953年11月25日出生，原任开封市货运中心和开封市凯文电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开封市公路运输管理处总工程师。2010年，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许建犯挪用公款罪。禹王台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20日以（2010）禹刑初字第93号刑事判决，认定许建构成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许建上诉后，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6月7日以（2011）汴刑终字第51号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三年。许建不服，申诉至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但该院于2013年1月28日以（2012）豫法刑申字第00115号通知驳回申诉。
其后，许建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13年11月26日以（2013）刑监字第108号再审决定，指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北京高院于2014年12月3日以（2014）高刑提字第72号刑事裁定，维持开封中院的二审判决。许建再次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主张涉案资金的使用系单位行为，非其个人决定或为谋取个人利益。2017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以（2013）刑监字第00108－1号再审决定提审本案。经合议庭阅卷、听取许建及其辩护人意见后，决定不开庭审理。2018年2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裁定，认定原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北京高院裁定，发回河南高院重审。
本案核心事实争议在于：许建被控在担任公职期间，将开封市货运中心公款挪用于其关联的凯文电脑有限公司。但许建坚称，该资金流转系单位间正常业务往来，未谋取个人利益。原审法院基于部分书证和证人证言，认定许建构成挪用公款罪；而最高法院再审中，对证据的充分性和法律适用提出质疑。许建现已服刑完毕，但本案再审引发的程序问题与实体认定，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本案的法律争议焦点集中于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认定，特别是“公款归个人使用”的界定与证据证明标准。依据《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需满足三个核心要件：一是挪用行为对象为公款；二是挪用归个人使用或为谋取个人利益；三是挪用行为违反财经法规。许建申诉的关键点在于第二个要件——其主张资金使用系单位行为，非“个人使用”。这引发了三个争议焦点：
1.“个人使用”的界定争议：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包括三种情形：（1）将公款交由自然人使用；（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借出公款并谋取个人利益。许建辩称，资金用于凯文电脑有限公司（单位），系单位间借贷，且无证据证明其谋取私利。原审法院则主张许建作为法定代表人，具有双重身份，其决定可视为个人行为。争议焦点在于如何区分“单位行为”与“个人行为”，尤其在法定代表人主导的情形下。
2.证据充分性与证明标准问题：原审裁判依赖的书证（如转账记录）和证人证言，未充分证明许建主观意图或资金实际用途。最高法院再审中质疑证据链条的完整性，例如未核实凯文电脑有限公司的独立财务记录或证明许建从中获利。这触及《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需排除合理怀疑，证据间相互印证。本案中，证据仅显示资金流向，却欠缺对“个人利益”的直接印证，构成争议核心。
3.程序性争议：再审启动与审查标准：许建申诉强调原审适用法律错误，主要指挪用公款罪的构成要件被扩大解释。程序上，最高法院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申诉再审理由），审查是否符合“原判决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或“适用法律错误”的情形。焦点在于再审法院如何权衡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偏差，以及“不开庭审理”是否符合程序正义。
这些焦点映射出挪用公款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模糊地带：当公职人员涉关联企业时，证据审查的严谨性与法律解释的边界，往往决定罪与非罪的分野。本案中，控辩双方的分歧本质是对“归个人使用”的扩张解释与限缩解释之争。
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裁定，以规范法理为基础，对原审错误进行了系统性解读，引用多个条文支撑其论断。核心理由可从三个维度阐释：
1.事实不清与证据不足的规范依据：裁定书援引《刑事诉讼法》第225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上诉审中若“原判决事实不清楚或证据不足”，可撤销并发回重审。本案中，最高法院指出原审（尤其北京高院再审裁定）未查明资金使用的客观实质。例如，书证仅显示公转私账户，但未证明许建主观上为个人利益操纵；证人证言未交叉验证，违反《刑诉法解释》第389条第一款第(四)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有罪”的原则。这说明，挪用公款罪的事实内核——“归个人使用”——需直接证据（如利益输送记录）佐证，而不能仅凭职务关联推定。规范上，这体现了“疑罪从无”原则在再审中的延伸。
2.法律适用错误的体系解释：裁定引用《刑事诉讼法》第245条第一款关于再审程序的规定，强调再审旨在纠正“适用法律错误”。本案错误在于对《刑法》第384条及立法解释的扩大适用。最高法院解读认为，“个人使用”需严格区分于单位间合法借贷：若资金用于单位经营且无证据证明个人获益，不能径行定罪。原审将许建的双重身份（法定代表人）等同于个人行为，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同时，引用《刑诉法解释》第318条（再审审查标准），指出原审未充分论证“谋取个人利益”要件，导致法律适用偏差——这属于对构成要件的误读，而非事实争议。
3.程序正义与再审裁量的规范逻辑：裁定通过“不开庭审理”决定，体现了效率与公正的平衡。最高法院在阅卷和听取意见后，认定书面审理足以查明法律错误，避免程序冗余。规范上，这符合《刑事诉讼法》第245条“提审或指令再审”的裁量权，但前提是事实问题无重大争议（本案焦点为法律适用）。整体解读显示，再审理由的核心是“证据不足”与“法律误用”的叠加，而非单纯程序瑕疵，彰显了最高司法机关对实体正义的坚守。
综上，最高法院的裁判理由以“证据—事实—法律”链式结构展开：证据不足导致事实不清，进而引发法律适用错误。其规范解读强调，刑事再审不仅是程序救济，更是实体法理的校准器。
本案裁判对挪用公款罪的司法实践与刑事再审规则，提供了深层启示，可归纳为三大裁判规则：
1.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的限缩解释规则：本裁定重申，“归个人使用”需严格证明个人获益或名义借用。启示在于，司法实践应避免以“身份关联”替代行为要件。例如，在公职人员涉关联企业案件中，裁判者须审查：（1）资金是否用于单位法定业务；（2）是否有直接证据（如银行流水、利益转移）证明个人受益；(3)是否符合单位决策程序（如董事会记录）。否则，易构成对《刑法》第384条的过度扩张，侵害行为人权益。本案发回重审，强制河南高院重新审视此点，推动类案中“单位行为抗辩”的采纳。
2.证据证明标准的强化规则：最高法院以“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凸显《刑事诉讼法》第55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再审中的核心地位。启示是，挪用公款案件需构建完整证据链：客观证据（财务凭证）与主观证据（证人证言、自白）必须相互印证。尤其在经济犯罪中，单一书证不足定罪——本案缺主观意图证据，即被认定为不足。未来司法应强化审计报告、电子数据等客观证据的权重，防止“有挪用无获益”的冤错案。
3.再审程序的纠错功能与界限规则：本裁定依《刑事诉讼法》第245条，发挥再审“法律监督”功能，但限制在实体错误范畴（非事实重查）。启示有三：其一，申诉再审应以“法律适用错误”或“证据不足”为门槛，避免反复启动浪费资源（如许建两次申诉）。其二，“不开庭审理”适用于法律问题主导案件（本案即如此），但事实争议大时须开庭保障质证权。其三，发回重审而非直接改判，体现司法谦抑——保障下级法院事实查明权（《刑诉法》第225条）。这为类案提供程序模板：再审应聚焦法律校准，而非事实重构。
整体上，本案启示在于：刑事法治须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挪用公款罪的适用应严守构成要件，而再审制度是纠正司法偏差的关键机制。律师在辩护中，可援引本案强调“证据不足无罪推定”原则。
一、实体辩护要点：精准拆解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
(1) 否定“归个人使用”要件
证明资金流向单位而非个人 收集转账凭证、合同、审计报告等证据，证明资金实际用于关联公司经营性支出（如本案凯文电脑公司的设备采购、工资发放），而非用于个人消费、投资或借贷给自然人。
推翻“个人决定”的指控 调取单位决策文件（如会议记录、签字流程），证明资金调动经集体决策程序（如董事会决议），或符合单位间正常业务往来惯例。
切断“谋取个人利益”链条 通过银行流水、财务账册等反证被告人未从中获取分红、报酬或其他利益（如无关联交易、无隐性输送）。
(2) 质疑公款性质认定
辨析“公款”法律属性 若资金来源于混合所有制企业或市场化运营主体（如本案货运中心），论证其不属于刑法第384条保护的“特定公款”（需结合《刑法》第91条及国资监管规定）。
资金权属抗辩 主张挪用的系企业自有资金（非财政拨款），且未损害国家财产权（如提供担保、按期归还）。
二、程序辩护要点：构建证据与法律适用防御体系
(1) 证据不足的体系性质疑
瓦解证据链条完整性 强调控方证据仅能证明资金转移事实，但缺乏：主观故意证据（如无供述、无证人指证个人谋利意图）；客观结果证据（如未造成损失、资金已归还）；关键书证缺失（如关联公司财务账册未调取）。
援引证明标准规则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5条，主张全案证据无法排除单位合理使用资金的怀疑，未达“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
(2) 法律适用错误论证
限缩解释“归个人使用” 援引立法解释（2002年）及类案裁判规则，主张：单位间资金拆借未改变公款公用性质；法定代表人履职行为不等同于个人行为。
指控逻辑漏洞反制 指出控方将“关联性”直接等同于“个人性”（如本案许建的双重身份），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
许建挪用公款再审案（2018）最高法刑再1号，以最高法院的再审裁定为支点，深刻揭示了刑事司法中证据审查与法律适用的核心张力。本案彰显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裁判原则在保障公正中的基石作用，有力遏制了挪用公款罪构成要件的泛化倾向。其研究价值远超个案，为公职人员经济犯罪的认定提供了规范镜鉴。在法治建设中，此类裁判重申了程序正义与实体真实的辩证统一：唯有严谨证据与精确法律适用，方能在打击犯罪与保护权利间达致平衡。普法之要义，即在通过个案研究，推动司法实践向更理性、更公正演进。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