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竞业限制与保密义务纠纷中，民事审判不受关联刑事案件无罪认定的约束，可依民事证明标准独立审查违约事实。基于“高度盖然性”标准，法院得以资金流向、代持安排等间接证据构建逻辑链条，认定离职高管存在隐蔽性违约行为，并依协议追究其返还所得及违约金之责。
案号：（2019）最高法民再135号
宋祖兴原系武汉大西洋连铸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高管，离职时签订《离职后义务协议》，承诺履行竞业限制及保密义务，并收取高额奖励款。其后，杨玉祥成立与大西洋公司业务高度重合的恒瑞谷公司，该公司因侵犯商业秘密被追究刑事责任，宋祖兴未涉刑案。大西洋公司主张宋为恒瑞谷公司实际控制人，诉请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一、二审以缺乏直接证据为由驳回诉求，最高人民法院再审予以改判。
1.隐蔽性竞业违约的司法识别路径
如何通过间接证据认定高管通过代持、隐蔽出资等方式规避竞业限制义务？
2.刑民交叉背景下预决事实的效力边界
刑事程序未认定有罪的事实，是否对民事审判构成实质性拘束？
3.保密义务违反的推定逻辑与举证责任配置
在无法提供直接泄密证据时，能否基于控制关系与商业秘密使用事实进行违约推定？
（一）竞业限制违约的穿透式审查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构建三重间接证据链条，实现对隐蔽行为的实质性认定：
1.资金闭环路径分析
恒瑞谷公司注册资本全程流经宋祖兴配偶及其亲属账户，形成“出资—回流”闭环，排除借贷可能。
2.代持协议与身份关联
刑事侦查中发现的代持文件以宋祖兴命名，发件邮箱属其配偶，构成控制关系的有力旁证。
3.合理解释责任的转移
宋祖兴未能就资金路径及代持安排提供合理解释，未尽民事举证义务，法院据此作出对其不利之认定。
裁判要义：竞业限制义务的违反不以登记持股为必要，借助亲属及隐蔽通道实施控制亦构成违约。
（二）刑民证明标准的体系区分与证据衔接
最高法在本案中明确了以下裁判理念：
1.预决事实效力的相对性
刑事无罪或未涉诉不等于民事无责，二者在构成要件与证明标准上存在本质差异。
2.证据材料的程序适配性
刑事侦查中获取的客观证据（如银行流水、勘验记录）可直接移植于民事程序；而利害关系人陈述须经民事质证方具证明力。
（三）保密义务违反的间接证明结构
尽管无直接泄密证据，法院仍基于以下逻辑完成事实推定：宋祖兴离职时未完全交还商业秘密载体（如PDM密钥）；其实际控制的恒瑞谷公司存有大西洋公司核心技术资料；在控制关系与载体未还的基础上，推定其违反保密义务，除非其证明已采取有效隔离。
推定规则：控制竞争实体并使用商业秘密，触发举证责任倒置，被控方须证明信息获取的合法来源。
1.条款设计的周延性
竞业限制协议应涵盖间接从业、代持控制等非典型行为，明确其属违约范畴。
2.证据体系的立体构建
强化离职审计与载体清点，实现密钥、图纸等无形资产的交接留痕。
3.维权路径的刑民协同
借助刑事手段固定关键证据，并在民事程序中实现证据转化与标准降维适用。
一、企业方（原告）代理进阶策略
（一）违约行为举证的体系化思维
1.隐蔽控制关系的揭露
综合利用资金审计、通讯记录与亲属关联分析，构建实际控制证据链。
2.保密推定的逻辑铺设
围绕“接触+实际控制+使用”三要素，激活《反不正当竞争法》第32条之举证责任转移机制。
（二）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驾驭能力
客观证据直接使用，言词证据补强质证；强调民事审判的独立性，阻断对方以“刑事未涉诉”为由进行免责抗辩。
二、高管方（被告）抗辩的理性路径
（一）行为定性的多重辩驳
1.关系切割与资金性质澄清
提供书面借款凭证、资金往来背景，削弱“控制”推定。
2.技术隔离与合法来源证明
提交新单位技术开发全流程记录，证明未依赖原单位商业秘密。
（二）证据质证与违约责任限缩
援引《民诉证据规定》第90条，质疑未经质证的刑事笔录之证据能力；对电子数据申请鉴真，挑战其完整性与真实性；结合企业实际损失数据，请求对过高违约金予以酌减（《民法典》第585条）。
本案在竞业限制与保密义务案件的审理中具有范式意义。最高法院通过证据链构建、刑民标准区分与推定法则运用，实现对隐蔽违约的司法穿透。裁判不仅重申了契约严守的民事原则，更在创新保护与人才流动之间建立裁判平衡，为类案审理提供了具备方法论价值的审查框架。
本文作者：北京雷石律师事务所